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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时，蒋介石窜到武汉，亲自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“围剿”。敌三十师师长吉鸿昌已下台，蒋介石令原冯玉祥系将领李鸣钟率该师驻信阳；而将西北军的另两个师（张相印三十一师、葛云龙三十三师）调驻黄麻，使之北靠革命根据地，南临长江，以便挟制。敌五十八师、十二师和的王牌军第二师，调豫南接防。赵冠英第六十九师，进驻鄂东。徐庭瑶第四师和俞济时南京警卫师，调往武汉，有点战略预备队的性质。敌军调动频繁，我们有所考虑，但一时还看不清蒋介石的总意图。

　　我们的“肃反”，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。一逼、二供、三相信。捕人、杀人不讲证据，全凭口供。许多刑罚骇人听闻。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，连AB团、改组派、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，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。你说他是，就承认。承认了还不行，得说出“同党”来。说吧，无非是些要好的、同乡，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，便成了“同党”、“反革命组织”。就这样，一株连一大片。逼供信，冤假错案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，运动中也不鲜见，很值得研究。